不是小说

我是一个写小说的。

我写的是恐怖小说，在我这里几乎没有真实的故事，多多少少都有些虚构成分。

在此我再次强调，现在我讲的故事，是我妈之死，是真实的记叙。

我讲述的不是一个故事，而是一个事件，是一段生活的原状态。

你们不是在读小说，是听一个人讲述他前不久的一次经历。

我对着我妈的在天之灵发誓。

我姐

我生于东北长于东北，但是，现在我对那旮旯已经很生疏了。

算一算，我已经多年没有回去了。

我几乎忘记了黑龙镇，忘记了那里还苟延残喘着我的老母亲。

当你飞黄腾达的时候，周围的人众星捧月，你第一个忘记的是母亲——你根本没工夫去回忆她的年龄和生日，没心情去揣摩她的心情好不好。

可是，当你面临围攻的时候，当你眼看就要完蛋了，绝望至极，惊恐至极，你喊出的一定是：“妈——”

我本质上是一个书生，敏感、多愁、追求完美、希望永远、想入非非，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野心勃勃、追名逐利……

这性格注定我终生漂泊。

很少有谁的人生像我这样动荡。

在东北小镇摆摊；在中国空军服役；在蒙古草原放羊；在一个叫白龙的村子供销社当售货员；在一个县城啤酒厂当秘书；在西安某杂志做主编；在北京卖字……

那天，北京的天气特别好。

野心勃勃、追名逐利的我正要去一个影视公司录制我的恐怖电视小说。

在路上，我的手机响了，声音似乎很急促。

我接起来，是我姐。

“东子，妈病重了……”

我姐是我家的老大，她的三个弟弟一个在北京、一个在西安、一个在上海，只有她在那个偏远的小镇，侍奉我年迈的父母。

我姐是个乡下人，灯红酒绿对她没什么吸引力，她的要求就是有吃有穿。她像天下所有的姐姐一样，心疼我们哥几个，平时很少给我们打电话，怕我们麻烦。

现在她突然打电话来，说明我妈的病一定是很重了。

我的心一下就沉重起来。

我在心里开始算我妈的年龄，我记得她属狗，那么她应该是68岁了。

我低声说：“我过几天回去行吗？”

我要去南方搞一次签名售书，我在想能不能推迟几天。

“过几天你恐怕就看不着了……”

我姐说着，在电话里哭起来。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你跟妈说一下，我明天就到家。”

我半路折回来，跟太太说了这件事。

太太轻轻对我说：“我跟孩子都回去吧。”

“算了，那地方冰天雪地，孩子受不了。我自己回去。”

我揣了钱，连衣服都没换，也没带包，就走了。

我妈

我和我妈的关系特别一些。

家里除了我还有三个孩子，他们的长相都像我爸，浓眉大眼。

只有我的相貌像我妈，单眼皮、小眼睛、长脸。

而且我的性格也像她。

我妈其实挺放纵的。男女方面我不说，她从年轻的时候就嗜赌，一直赌到老。我从小到大，很少吃到过早饭。

对于赌博这件事，她受到过家里人的劝阻、干扰、声讨、批判，但是她改不了。

她不强硬，但是她蔫巴巴地走她自己的路。

我理解，她的放纵是由于无奈，是由于寂寞。那不仅仅是乡下小镇环境的寂寞，还有生命深处的寂寞。

她的心眼很小，一句轻语，一个微妙的动作，就会深深触动她，让她在牛角尖里越钻越深，不能自拔，就哭。

她很细腻，关注情感的细节。

我跟她一模一样。

她很懂事，总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。记得小时候，我家里跟现在一样穷，我向她要钱很少成功。但是，只要我跟小伙伴一起在街上遇到她，只要我开口要钱，她肯定给，给的还不少。

尽管我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，但是她知道给我面子。

她疼我们。

她像你的母亲一样，是可敬的。

她在赌场一直坐到老态龙钟，一直到再也拿不起纸牌为止。

巧合

我来到火车站。

春节期间，买票的人特别多。

我正想着给火车站的一个当警察的哥们打电话，有一个女人走近了我：“师傅，你要不要退票？”

她是东北口音。

“哪的？”

“哈尔滨。下铺。”

“我要啊。”

我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了。

那个人索要了30元订票费，我给了，她走了。

别管合理不合理了，只要能回家。

直到上了火车，我才认真回想这件事——真巧啊！车次多得数不清，她退的正巧是哈尔滨的票，而且主动问我要不要票。

候车室里的人密密麻麻的。

座位没有了，有的坐在背包上，有的干站着。

有鬼鬼祟祟吃茶蛋的。

有用不知道哪里的方言“嘁哩嚓啦”说话的。

有戒备地扫视四周的。

有张着嘴哈哈傻笑的。

有打瞌睡的。

有看地摊杂志的……

人声嘈杂。

我靠着一根柱子站着。

我旁边的天蓝色座位上，有一个人突然站起来，急匆匆朝外走过去，好像碰巧看见了一个同乡似的。

我就在那个空位上坐下了。

我的左边坐着一个南方妇女，前面抱一个小孩，后面背一个小小孩，不停地摇晃着身子。

右边挨着我坐的，是一个高大魁梧的中年男人。

我的心乱极了。

有个老头站在我前面，背对着我，似乎在发呆。

他的手背在后面，我看见他手里捏着一张车票。那应该是当日的车票。

我右边那个中年男人伸过头去，看了看那个老头手中的车票，用东北话嘀咕了一句：“哎，这是咋整的，我这个票咋和他的不一样呢？”

他一边说一边掏出票。

他那张车票比老头手上的颜色浅，很明显。

我也掏出票来看——跟中年男人的车票不差分毫。

“您是在售票口买的吗？”我问他。

他看都没看我，说：“是一个女的卖给我的退票。”

“我的票也是一个女的卖给我的呀。能不能……是假的？”

“谁知道啊！”

我有些恼怒了。

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竟然被一个车站小骗子糊弄了！

那个中年男人说：“一会儿检票就知道真假了。也许是电脑打印机没墨了……应该没问题。”

我又看了看车票，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。

“你在几车？”我问他。

“3车。”

“多少号？”

“13上。”

我取出票看了看，很惊奇：“我是12上，咱俩挨着！”

“太巧了。”

“你一个人吧？”

“一个人。你呢？”

“我也是一个。”

北京站候车室里的人多得像密密麻麻的蚂蚁，我和这个铺对铺的人偏偏就坐在一起了。

旅途

检票的时候，我和这个临铺的大哥一起上了车。

他拿了三个包，都很大。

我帮他提了一个。

那包重极了。

到了车上，他和我聊起来。

他姓常，是一个建筑公司的头。

还有两个人，一直在插嘴。

一个姓高，一口南方口音，偏偏说他是哈尔滨人。

还有一个女人，姓梅，是哈尔滨制药几厂驻南昌办事处的。她长得挺有风味，就是牙有点不齐。

高先生啰哩啰嗦说了很多话，中心思想只有一个：他在中央认识很多大人物。

那个梅小姐听说我原来当记者，就问我：“是什么报社？”

“是杂志，是《女友》。”

“《女友》啊，那时候我经常看。其中有一个作者，我特别喜欢，他写的文章挺牛气的，也挺幽默，他姓朱……”

“姓周。”

“周？”

“叫周德东。”

“好像是！……我不太记得作者的名字。”

“我就是他。”

“那个姓朱的人就是你呀。”

“我姓周。”

“我记得他写过一篇小说，写的是一个学生宿舍楼，楼下住着男生，楼上住着女生，一天，有个小篮子系着绳子从楼上放下来，里面有一张纸片……那小说叫什么名字我忘了……”

“《美人计》。”

“对，就是《美人计》！那个小说特别恐怖……他叫周什么？”

“不是他，是我。我叫周德东。”

那个高大魁梧的常大哥一直听着这个女人跟我说话。

那个高先生见缝插针，继续强调他是哈尔滨人。

夜里，熄灯之后，我一直在想着母亲，睡不着。

很快，常大哥就发出了鼾声。

他打鼾的声音很大，把整个车厢睡觉的声音都压下去了。

我本来是面朝上躺着，偶尔翻了一下身，看了他一眼。

夜灯在低处，我看不清他，但是我隐约看见他的眼睛瞪得圆圆的，正在黑暗中看着我。

我打了个冷战。

实际上，我一直没有停止翻身。我面朝下趴在铺上，一边自然地把眼光从他那死鱼一样的眼睛上移开了，把脸朝向了另一面，把后脑勺对着他。

但是，我的心悬起来。

这个人怎么这么怪？

他没睡着为什么打鼾？

他睡着了怎么瞪圆了眼睛？

是不是他那三个大包里有什么贵重的东西？

第二天早上，大家都起来了，各忙各的，洗漱、换票、整理包裹……

我相信我和这个常大哥对昨夜那一次对视心照不宣。

他的表情没有什么异常。

我对他说：“常大哥，我帮你再提一个包吧。”

“好，谢谢。”

“哎，我记得昨天你是三个包，怎么变成四个了？”

“我的包里还有个空包。昨夜，我就把包里的东西分成了四个包。”

下了车，出了站台，我和常大哥分手。

互相说了很多客气话，“你回哈尔滨一定来找我”、“你到北京一定给我打电话”之类没什么结果的话。

我不知道开往黑龙镇那唯一的一趟长途汽车还有没有。

我站在车站广场发呆。

常大哥钻进了一辆出租车，走了，消失在哈尔滨的车流中。

直到如今我也不明白，那个常大哥为什么半夜时候一个人悄悄爬起来，把三个包分成了四个包。

一个很黑的人

我顺利地坐上了长途汽车。

那是从哈尔滨开往清泉县的，中间要走八个小时。

中间经过兰西、青冈、明水三个县。

过了明水，就是沙土路了，越走越偏僻，荒凉。

八个小时，窗外除了冰雪还是冰雪，厚厚的，一片白茫茫。

偶尔可以看到灰色的树林带。

车上的人大都是乡下人，他们在哈尔滨打工，回家过年。

他们都拿着大包小包，甚至铺盖卷儿。

车厢里没有暖气，或者说有暖气但是司机不给开。

窗上结着厚厚的冰花。

我一路上都看见冰雪茫茫，那是我在窗子上吹化了一块冰花看见的。

车上的人只是在车没出哈尔滨的时候，对高楼大厦感兴趣——每一个公司的牌匾和每一个行人的装束，都会增加他们的见识，都会成为他们回乡讲述的材料。

车出了城，他们就不再伸着脖子朝外看了。

旅途漫长、寒冷、颠簸。

大家都抽烟。

我的旁边坐着一个男人。

他的特点是：脸特别黑，说像煤炭一样绝不夸张。

也许因为他的脸太黑了，他的眼睛就显得特别的亮。

他穿着一件黑色夹克，肩背和肘部是人造皮的，其他部位是腈纶的，很普通那种。

下面穿黑色条绒裤子，一双黑色棉皮鞋。

他的领口露出雪白的领子。

他跟我一样，没有一个包。

我看不出他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。

他一直在我的身边跺脚。

所有人都冷，但都是偶尔跺一跺，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一刻不停。

车在冰雪路上行进，走得慢极了。

本来我的心情就不好，一路上，听着他急促的跺脚声，我的心更加烦乱，却不好说什么。

我的脚已经冻麻木了，但是我不跺脚。

我在窗子上吹出的“眺望口”又被冰霜覆盖了。

我再吹。

天气很好，天蓝得像一块巨大的宝石，极有质感，宁静而平和。

看不见黑土，都是雪。雪在阳光下闪烁着晶莹的光。

一望无际的雪野上，没有人畜，只有远远近近的树，而那树也是雪白的，被霜雪包裹。

这世界一片肃穆。

相比起来，那城市里的花红柳绿就显得浅薄起来。

我的心情很纯净。

我忽然意识到旁边的人不跺脚了。

我微微转了转头，感觉到他在看我。

我回过头，他果然在看我。

我发觉，他的肤色黑得不正常，不是非洲人那种油亮的健康的黑，而是病态的黑，好像是一个鲜活的东西，日久天长，失水了、变质了、腐烂了，风吹日晒，越来越黑……

我想起来了，那是一种风干的尸体色。

可是，他的眼睛却十分明亮，而且显得过于热情。

他见我看他，就把头转过去，继续跺脚。

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——”

我的心又烦躁起来。

太阳光越来越强烈。

而且，大家在车里待久了，呼出的热气让车里暖了一些，似乎不那么冷了。整个车厢里只有这个人单调的跺脚声依旧。

这急躁的声音好像预示着什么不可更改的灾难正在逼近。

接近黑龙镇的时候，太阳快落山了。

在城市里，很少有机会看到夕阳。

我们看到的夕阳常常是这样的：在离地三竿高的地方，这个即将消失的发光体，它的大部分就已经消隐在灰黯的天空中了，只剩下最上面一抹，暗红色。

我有发言权，我观察过。

而我家乡的夕阳，在临近地平线的时候，依然清晰如剪纸，楚楚动人。

它的上半部是暗红色，下半部是暗黄色，美极了。

在黑龙镇这一站只有两个人下车。

一个是我，一个是那个黑黑的人。

我下车的时候，那个黑黑的人站起来给我让路，我没想到他随后也下来了。

下了车，一股寒冷之气扎进我的骨头，我急忙钻进拉客的三轮车。

那三轮车用玻璃做成了一个包厢，挡风。

三轮车开动的时候，我抬头看了一眼，见那个黑黑的人也下车了。他似乎第一次来这个小镇，正在那里东张西望。

客车关了门，慢腾腾地开走了。

我的三轮车也走了，我一直回头朝他看。

他一直站在那里迷茫。

他是谁呢？

是黑龙镇谁家来的客人？

或者，他就是从黑龙镇出去打工的？

我爸

过几天就过年了，有很多人家的门窗上都已经贴上了对联、窗花、“福”字。

雪把小镇覆盖着，而这些东西都是红色的，很鲜艳。

这种鲜艳对我是一种刺激。

我家显得冷清。

炕上躺着我爸我妈。

我妈长得很瘦小，现在只剩下一把骨头——她的大腿跟我的胳膊一样细。

她的肚子浮水，涨得很大。

她在艰难地喘息，多半在昏睡。

我爸老年痴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

他的眼神里充满绝望、迷茫、无助，他呆呆地看着每一个人。

他呆呆地看身边躺着的我妈，一看就看一个小时。他在使劲地想，这个痛苦挣扎的人是谁。

这个衰老的女人跟他过了几十年，现在他不认识她了，他甚至不知道她为什么在惨痛地呻吟。

他呆呆地看我。

如果我不说话，他会一直看下去。

他不知道我是谁。

有一家报纸采访我的经历的时候，专门写过他。

我从网上搜索到了这篇文章，把它复制下来，贴在这里：

周德东，1967年出生于黑龙江北部的一个小镇。他在他出版的一盘盒带里深情地唱道：

那疙瘩没有妖魔鬼怪

那疙瘩居民善良无猜

那疙瘩冰雪寂寞天蓝地白

那疙瘩向日葵金灿灿满世界开……

实际上不是这样。

他爸爸是个供销社的职工，很老实，很勤劳。他母亲是个家庭妇女，喜欢玩牌，很少回家。他的家一贫如洗，破败不堪。

他父亲就喜欢文学，但是一辈子只在《嫩江日报》上发表过一篇与人合写的通讯，几百字，得了两块五毛钱稿费。

他父亲热爱集报。

他父亲没有走出过那个偏僻的小镇——那里不卖书，也没有杂志和报纸，那里的居民偶尔看到的一两张报纸必是多年前的旧报纸。

他父亲日积月累地收集、剪贴，将近二十年，他的剪报册已经堆放了小半个房间。

他剪的或是一些豆腐块小品文，或是黑白摄影，他觉得那些都是精品，他认为那将是他留给儿子的最宝贵的遗产。

周德东说：“那种精神确实是我最宝责的遗产。”

后来，周德东到了古城西安，担任《女友）杂志主编。他说，由于他忙于追名逐利，和父亲的联系很少，他竟然很少想起给家里寄回新出版的《女友》。

父亲经常给他写信，他的字迹一天比一天歪斜，他越来越老了。他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儿子当了作家。

不知道作家现在已经不值钱了，在他心中，作家永远是最神圣的职业。他逢人就说：“我二儿子是作家！”

父母都老了。一次，周德东含泪写信告诉他们：“我如今生活在西安，做杂志。我今年已经三十岁了，而且结了婚，媳妇是一个肇州女子……”

后来，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，经常一个人坐在小镇的土路边，对着老太阳发呆。

他不再剪报了，——那曾经是他十头牛都拉不回的事业。听说，他连身边的亲人都不认识了，更不记得还有一个二儿子叫周德东。

一次，他走失了，在冬天，在风雪中，在旷野里，他走了几天几夜，一只鞋都走丢了，脚上被苞米根扎出了一个大洞，堵满了沙土和石拉，一路血渍。

他走到一个屯子，一群小孩掷土块打他，喊：“老疯子！老疯子！”

他极其惊恐，他说：“我不是老疯子。我的二儿子是作家！”

“我的二儿子是作家”，他牢牢记着这件事，这是他这辈子唯一的炫耀，这是他对付这个梦魇一般的世界的最后一个武器。

你睡觉吧

……我跳上炕，抱起我妈。

她那么瘦小，竟然很重——据说这是不吉利的征兆，因为有那句话“死沉”。

她在炕上躺了两个月了。

“妈……”

我妈没有看我，她把头一歪哭了，哭得无依无靠，嘴里嘀咕着：“我这是咋地了！我这是咋地了……”

我的眼泪也流下来了。

白天，我一直坐在炕上，守护在我妈身边。

我一直给她按摩——脑袋、胳膊、大腿、肚子、后背。

她的胳膊肿得不像是她的胳膊，很粗大，和她干瘦的大腿不成比例。

她的后背肌肉都好像死了，没有一点弹性，按一个坑，再也不起来。

她的头发没有一点光泽，像枯草。

她的头皮是麻木的，经常需要人用力敲打。

她白天几乎一直在昏睡，天黑之后，稍微好一些，还能跟我说说话。

我家只有一个荧光灯，灯光惨白，照在她苍老的脸上，很凄凉。

乡下人情浓，邻居们偶尔有人来探望。

我知道我妈心里烦，就让我姐把来人都迎到后屋——我家有一个黑糊糊的后屋。

这样，我妈躺的房子里一直是安静的，只有土墙上的挂钟“滴答滴答”地走。

我妈在惨白的灯光下偶尔睁开眼，见我还在为她轻轻抚摩，就说：“别管我了，快去睡觉吧。”说完，她就闭上眼，睡过去。

她在昏睡中，偶尔迷迷瞪瞪地喊出一声：“妈……”

她妈都死去多年了，我连见都没见过。

在最后的时刻，在这个危急关头，我的母亲，我那牙齿已经掉光、满脸布满皱纹的衰老的母亲，她一下变成了一个婴儿。

她回到了那个老旧的年代，回到了不太干净的散发着一股什么味道的隋家的襁褓里，闻到了母亲的奶香……

子女永远是不可靠的，母亲才是支柱。

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也没有停止写作。

你们在我的恐怖小说系列中会看到一篇《所有人都在撒谎》，那就是我在我家的土炕上，在我妈身边写成的。

黑龙镇没有电脑，我也没带回手提电脑，因此我在黑龙镇写东西只能是用纸笔。

那稿纸和圆珠笔是我外甥给我买的，笔五毛钱一支，稿纸好像是一元钱一本——三百字的没买着，是二百八十五字的。

晚上，我妈睡着之后，我就开始在惨白的灯光下写东西。

同时，我也在聆听我妈的动静。

黑龙镇的夜静极了，狗在远方叫。

我妈总是在说梦话。

“这可咋整呀！……唉……你把那东西拿走了我们吃啥？……别说了……这个你千万别动！……大伙都去了……都得去……”

她从睡梦中醒来，歪头看看我，说：“东子，别写了，睡觉吧。”

“好，一会儿我就睡。”

“你年龄也不小了，这么写下去身体会累坏的。快睡觉吧。”

我姐对我说，她听见了我妈在梦中清晰地跟几个人对话。

好像有三个人来找她，要把她带走。

我妈说：“你们坐吧。你们是咋来的？”

“我能不能不去呢？”

“那再宽限我几天吧。”

我妈变得很坚决：“反正现在我不去！”

“再过十三四天。”

“你们明早就走吧，我说话算数。”

我家邻居吴强是开小巴搞客运的。第二天，吴强的媳妇突然喝毒药了，抢救一天才抢救过来。

她家的生活算是小康，两口子也没有闹别扭，为什么喝农药呢？

问她，她说：“唉，活着没啥意思。”

吴强的母亲说，天还没亮，她就看见有三个男人在她家的门口晃来晃去。

我姐是乡下人。

虽然她是我姐，但是她讲的这件事，我还是不信。

我至今不信。

我的理解是：我妈说的梦话，和吴强媳妇喝毒药是巧合。

而且，我还怀疑吴强家发生了那件不幸的事情之后，我姐有意无意把我妈的梦话修改了。

我妈是在她说那次奇怪梦话之后的第七天死的。

凝望

我爸不会说话了。

他大脑不好使？或者因为日久天长不说话？反正他忘记了语言。

一个人忘记了语言是一件很悲惨的事。他会更加寂寞，更加恐惧，更加焦灼，更加绝望。

没有人顾得上关注他了。

因为我妈正在生死线上挣扎。

大家吃饭的时候，就给他一碗饭；想起来，就给他一碗水。

我姐给他接大小便。

我回家之后，替换了我姐。

不管是吃饭还是排泄，他始终迷茫地望着眼前的人。

我难过，我欲哭无泪。

生命衰老了，生命变得如此粗糙！只剩下喘气了。

我们除了忽略他，又能怎么样呢？

如果对他关怀得细致，那么只有一个结果，灵魂受到细致的折磨。

夜里，他有时候乖乖地躺下，那就会睡一宿。

如果他不躺下，那就完了，怎么让他躺下他都不会躺下。

你若是强行按倒他，他会显得无比惊怵，吓得全身发抖，歇斯底里地骂人——尽管他已经口齿不清，而且，还会用全身的力气拳打脚踢。

在他的意识中，眼前的一切都是梦魇。

我们就像妖怪一样。

可怜我的父亲，一辈子勤勤恳恳、老实巴交、胆小如鼠，黑龙镇的父老乡亲作证，他从来没有骂过人，更没有打过人。

他不敢。

可是，现在他在反抗。

他常年坐在炕上，不活动，身体已经极其虚弱，总是抖，站都站不起来了。

他用他生命最后的一点力气在拼命反抗。

我姐经常侍奉他，她是我爸印象最深的敌人。

我姐说，一次，她正蹲在火炉前烧火，我爸悄悄拿起一根铁棍子，猛地朝她的脑袋砸去。

幸好有个邻居在我家，他看见了，冲上前挡住了……

我爸一辈子没权没势没钱，他总是做不成事，他很少有成功的记忆。

现在，他在梦魇中，眼看就要消灭眼前这个恐怖的妖孽了，可是，又失败了……

这天晚上，我妈昏睡着，我坐在我爸面前，久久看着他。

他呆呆地看着我。

“爸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我是你二儿子啊！”

他呆呆地看着我。

“我叫周德东，东子，你忘了吗？”

他呆呆地看着我。

“你不是一直喜爱文学吗？你一直剪报纸，忘了吗？我受你熏陶，刻苦写作，后来就当上作家了！东子，作家，你忘了吗？”

“我在西安，《女友》杂志社，你还经常给我写信——西望长安想家人，你说的，你忘了吗？”

他呆呆地看着我。

“我当兵，山西大同，我写的小说在《解放军文艺》上发表了，你想一想……”

他呆呆地看着我。

“你大儿子叫周德尊，在庆生村出生的，你说，庆尊生。你小儿子叫周大攀，毛主席那首诗词发表那年生的——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，你起的名字，你忘了吗？”

他呆呆地看着我。

“我妈爱玩牌，天天不回家，我们轮番送她去玩，玩牌，想没想起来？”

他呆呆地看着我。

“你记不记得，我小时候有一次迷路了，找不着家了，我沿着一条路朝前走，一边走一边哭。后来你找到了我，对我说——哭啥呀！爸不是来了吗？来，爸抱你，回家……”

我一边说一边哭。

“你找不着家的时候，你的儿子却不见了，是不是？爸，我回来了，我是你儿子。不怕啊，不怕，没事，没关系，一切都会好起来，别怕，啊！”

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，最后我就哭得说不出话了。

他还是那样呆呆地看着我。

那天夜里，我妈极其安静。

月亮一点都不亮。房子里到处都黑糊糊的。我感觉到了梦魇的味道。

土炕上躺着我爸、我妈和我三个人。

我突然看见我爸慢慢地坐了起来，他用一条胳膊拄着炕，一动不动，就那样看着我。

他的脸色在月光下很苍白。

他的眉毛很重，我看不见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在眉棱下是两个黑洞洞。

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恐惧。

我也一动不动，看着他。

他就那样看着我。时间过得真慢，大约过了一个小时，他的姿势都没有改变一丝一毫，就那样盯着我。

人的大脑四分之一都是负责视觉神经的。

眼珠后的视神经一直通向大脑后部。

眼珠是大脑的末端。

实际上，我们是用大脑来看世界的。

我和我爸用大脑互相对视。

他那是几乎已经死亡了的大脑。

我终于颤颤地说：“爸，你躺下，睡觉，啊？”

他根本没有反应，还是那样盯着我。

我把打火机打着，在闪跳的火苗中，我看见他的脸色很不好，眼睛也因为缺少睡眠而猩红。

“爸，睡觉啊。”

他呆呆地看着我。

我和他对视着，直到打火机烧得烫手了，我才把打火机灭掉。

房子里又是一片漆黑。

他在黑暗中呆呆地看着我，他的脸模糊不清。

后来，我实在挺不住了，沉沉地滑进了梦乡。

他还在那里盯着我。

1600元钱

我妈68岁。

她是老气管炎了，又增添了肺气肿。

她嗜烟如命，抽好烟。不论怎样，她都不能不抽烟。

我说过，她对自己放任自流。

她不戒烟我觉得也是因为——寂寞。

我回家之前，黑龙镇的大夫早就来过了。

他们给我妈开了很多药，一直在打吊针，最后，药都输不进血管了。

大夫偷偷对我姐说：“你妈活不了多久了，别治了，没用了。”

我回家之后，已经不给她用药了。

不再用药了。

我是她亲儿子，我守在她身边，静静地听挂钟“滴答”，看她皱着眉艰难地喘息。

放弃了。